“史者，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。”出自宋代曾巩所撰的《南齐书目录序》。《南齐书》是记录南朝萧齐一代正史作品，总编撰是萧子显。这本书流传至北宋时，曾巩等人作了校订工作，并作《南齐书目录序》。
《南齐书目录序》围绕着“良史”二字展开，曾巩认为，“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”。在他心中，史书要阐明治国安邦的法则和规律，因此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史官，其见识一定足够用来综括遍及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，其记史思想一定足够用来适合天下的运用，其才智一定足够用来通晓难理解的意思，其文辞一定足够用来阐发很难显露的情状。
“史者，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”，体现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除了既定的史实之外，还有历史感的悠久——中国人历来重视历史、研究历史、借鉴历史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，构成史学的基本功能，对此，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有着深刻的阐释：“出乎史，入乎道。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”。
春秋时期，晚年孔子最用心的事业之一，就是依据鲁国史官所编《春秋》加以整理修订。当时孔子已经七十多岁，由于编写得非常用心，即使像子游、子夏这些门下弟子中的佼佼者也提不出一点意见。《春秋》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，看似简单的历史叙述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治国之道，可谓一字一句背后隐含着“微言大义”。对此，孔子说：“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”意思是只有通过《春秋》这部书才能知道他的思想和见解。司马迁十分推崇《春秋》，称其“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”。
汉朝建立之初，着意总结兴亡原因，产生了陆贾《新语》、贾谊《过秦论》等名篇。汉武帝时期，司马迁撰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，希冀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《史记》在梳理历史的基础上，探求世间规律，为国家治理提供参照。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，同样贯穿于《汉书》中。班固在撰写《汉书》的过程中，始终不忘“究其终始强弱之变，明监戒焉”。
以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为代表，开启了我国二十四史等浩瀚史学著作的先声。
注重学习历史，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量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。
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对司马迁及其所著《史记》的学习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司马迁曾梳理自己在写作《史记》时忍辱负重的心路历程和取舍原则，写出了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”的名言。
毛泽东非常赞成司马迁这种从价值追求来看待生死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1944年9月8日，他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以“为人民服务”为题发表演讲，指出：“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：‘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’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；替法西斯卖力，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，就比鸿毛还轻。”
凭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古典传统的深厚学养，毛泽东在吸收、升华司马迁价值观的基础上，以“为人民服务”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，把它作为生死抉择的准绳、事业奋斗的最终目的，直到今天，仍然是共产党人的情怀所在，更是使命所系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高度，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以宏阔视野和深邃眼光，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、研究历史，确立历史思维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融通与运用、对中国古代历史智慧的吸纳与借鉴、对中国人文道德观念的传承和升华，不仅为推进新时代民族复兴事业注入强大思想力量，也为破解全球性问题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。
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当我们回望历史，未来也在回望我们。今日的奋斗与创造终究会成为历史，而书写历史的笔就在我们自己手中。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、观望者、懈怠者、软弱者。只有与历史同步伐、与时代共命运的人，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。（田心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