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绍熙五年（公元1194年），时年已64岁的朱熹接到了自己的老友、宜兴县令高商老寄来的信，信中请他为宜兴新修建的县学校著文以记之。按照儒家的传统，写杂记一类的文章，是要和写碑文一样立意的。立碑著文主要是称颂功德，而这样的文章所记大事、小事各异，故取义也就不一样。因此，清朝姚鼐说，有的人作序与作铭文、作诗文全部用写碑文的体例来写，也有仅仅为了记事而不刻到石头上去的。高商老要朱熹写的，似乎是后者，记事而已。
南宋时，宜兴县的县学校在县衙东南不远的地方，是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建造的。等到了宋仁宗赵祯执政的皇祐初年，县令郑民彝把学校迁到了南兴门外，距当时县衙约有二里远的地方。根据原地图推断，旧县城在徐义庄祠东、城南河北、氿滨大道以西、太滆河以南，当在今天的宜兴老年大学处。绍熙元年，南宋的承议郎、浙江丽水人高商老到宜兴任县令后，即重道兴学，引导民风。五年十二月，新学校修建而成，之后高商老就致函朱熹请著文以记。与此同时，朱熹的门人迪功郎孙庭询、贡士邵机等数十人也以书信的方式告诉朱熹：我们宜兴的县学校因年久失修一直得不到改善，直到高商老到这儿任职后，才有了修缮之意。但是因为宜兴地方比较穷，不能马上拿出足够的修缮银两，只好稍加修葺，把校舍修整，将书桌置办齐全。同时，为了学校的长远计，又借闲田数十亩给学校来保证他们的食用，又拿往来长桥过桥费七十余万钱给学校。学校修整一新后，设置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四门课程，重视讲求道德性命的学说。与此同步，游说四处，动员四方学子在科举文词有卓然成绩之外，还当知道士子所学有更为高的境界，并在“道问学”上用功。于是，宜兴的学子由此知所向慕，贤明的士大夫也带着子弟来听课，他们相互勉励，唯恐落伍，有相知恨晚的感觉。更有士大夫捐资以兴学，合县衙与私人之力竟得七百万钱，学校内外又焕然一新。
朱熹的门人对自己的老师说：县令高商老对于宜兴县教育的重视，不止在修葺学校方面可以大书特书，更重要的，他通过对学子们道德性命的深层培养，既为国家造就人才，也改变了社会风俗。这种尊德重教、尊礼崇文的执政有为的为官之道，正是其他官吏所不能做到的。
接到了自己门人情真意切的书信后，朱熹援笔立就，他说，自己在绍兴时曾与高商老有短暂的接触，在那时就知道他是个贤明有方的人。现在得知他在宜兴任职后能将政教之本具体加以实施，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效，实在是令人赞叹，他十分乐意为宜兴学校作文以记之。更何况宜兴的乡亲能随着县令的重道兴教行为，来积极学习古人的为己之学，而不是汲汲于夸多斗靡的辞章之学追时好、取世资呢。这又是自己深为感叹而乐为表彰的。高商老于宜兴任职期间不止在教育方面有很显著的成绩，他还重视民风的引导，严格按朝廷的规矩组织祭祀；重视水利工程，疏通老旧河道，以防涝抗旱；注意粮食的存储，在乡间建社仓，储备足够的粮食以备饥荒。他身为县令其所学所行皆出于自己内心的诚恳深情，他言出而人必信，这是他以身教而替言教的结果。高商老真是个贤能良吏。
朱熹的这篇《宜兴县学记》不仅收录在明朝万历年间的《重修宜兴县志》上，也收录在《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》中。灯灯继续，慧焰不息。朱熹对宜兴人重视教育的著文记述，更使人了解了千百年来，宜兴尊师重教、尊德崇礼的淳朴民风，而这也是“中国教授之乡”人才迭出的关键所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