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行美政
又到端午。两千年前的风风雨雨一刹那间近在咫尺——
屈原在汨罗江畔行吟《天问》，从容不迫，气势如虹，那最后的背影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。少年时代的屈原，曾创作过一首《橘颂》。正所谓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。橘是一种扎根南方水土而不能迁徙的植物，屈原以“受命不迁”颂橘，显然有更深一层的思考。春秋战国时期，纵横之风极为盛行，那些巧舌如簧的游说之士有高官厚禄则留，否则另择其主，朝秦暮楚，腾说而取富贵，干谒而致卿相。楚国这样的策士不在少数，以致“楚材晋用”屡见不鲜。屈原从小熟谙本国本族的历史，有着极深的乡土之情，决心像橘一样不离本土，力抗此风。
这株橘树很快长大成材了。屈原“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”，当他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被叙及时，虽然还只二十二三岁，却已担任了地位仅次于国相（令尹）的“左徒”。楚怀王早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。他破格提拔屈原担任左徒，为他实现从少年时代就怀抱的理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。
屈原的理想是什么？两个字便可概括——美政。他在《离骚》的结尾感叹：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。”美政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目标，而美政的核心则在民本。
毋庸置疑，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。他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”，显得那样聪颖明睿、潇洒自如。最重要的是，屈原精通历史、明于治乱，富于革新锐气。许多学者都推测，屈原很可能在此期间促成楚怀王实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。三十多年后，当屈原徙倚于汨罗江畔，追述起这一段改革生涯，仍不免热情激荡：“惜往日之曾信兮，受命诏以昭时。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疑。国富强而法立兮，属贞臣而日娭。秘密事之载心兮，虽过失犹弗治……”
还有一项重大决策，显然也是洞察战国局势变化的屈原促成的，那就是毅然改变楚国的亲秦外交，而与东方的齐国结成共同抗秦的联盟。刘向在《新序》中说：“屈原有博通之知、清洁之行，怀王用之。秦欲吞灭诸侯，并兼天下。屈原为楚东使于齐，以结强党。”
屈原生逢战国后期，秦、楚两国在长期争霸中日渐兴盛起来。商鞅变法之后，秦国一跃成为强国；而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搁浅，国势相对落后。在此形势下，两条根本对立的外交方略，在有识见的策士与谋臣中酝酿成熟。一条是秦之张仪提出的“连横”之略，即以秦为主角，自西而东联合“横”国，逐个击破关东六国，以实现天下一统。一条则是魏之公孙衍等提出的“合纵”方略，即自北而南联合“纵”国，共同抗击咄咄逼人的“虎狼之国”。按照战国谋士的判断，“横成则秦帝，纵成则楚王”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足与强秦抗衡的，只有齐国和楚国。
然而，楚秦长期和亲。屈原洞察了这一潜在危险。在任左徒期间，他力排众议，提出转变外交方略，与秦断绝关系，而与齐结成联盟。楚宫上下顿时掀起轩然大波。除了令尹昭阳、大夫尹昭睢及大将屈匄等朝臣外，众人激烈反对屈原的主张。从后来秦之《诅楚文》透露的消息推测，反对派中的头面人物，很可能还有权势煊赫的楚怀王叔父。他们联合起来向楚怀王施加压力，将主张联齐的屈原视为仇敌而急欲除去。屈原的处境由此变得岌岌可危了。
好在雄心勃勃的楚怀王支持屈原。屈原接受楚怀王的委托，东使于齐，签署了联合抗秦的盟约。公元前318年，结成“合纵”的山东六国，共推楚怀王为“纵长”，浩浩荡荡共击西秦。但楚怀王指挥不力，各国又不齐心协力，秦国迎战于函谷关，合纵联军败走。尽管这次以楚怀王为首的合纵被秦军打败了，但是毕竟挫伤了秦的嚣张气焰，提高了楚的威望，并且争取了齐。
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！”屈原的眼界、见识让他得以承担“道夫先路”的重任，但这条路却是荆棘遍布。
谗言袭来
一个国家是兴还是衰，有无完备的法制是关键。早在楚悼王时，吴起就曾推行“明法审令”，取消贵族特权，结果不但本人死于非命，变法也中途流产。屈原明知改革举步维艰，但他依然旗帜鲜明地表示：“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疑。”贤明的政治，需要贤明的人才来实行，因此屈原极力主张“举贤而授能”。
读《惜往日》，我们可知楚怀王将修订法令的大事委托给屈原。本来，屈原身居高位就已引起保守的上官大夫等人的嫉恨，楚怀王将如此重大的使命交给屈原，更让他们眼红。更何况，屈原起草的宪令定然少不了有损他们利益的内容。早就“争宠而心害其能”的上官大夫在这关头，撕下最后的面纱赤膊上阵了。
楚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，屈原尚未定稿，上官大夫欲按自己的政见改动他的稿子，屈原不同意，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面前谗毁屈原，说屈原夸耀自己的功劳，表示这事除了我，没有人能做成。楚怀王很生气，于是疏远了屈原。
以上记述见于《史记》。司马迁认为，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是因为同僚争宠害能，属于官场内部斗争，所以他在《史记》中记录了“夺稿事件”。但变法从来不容易，利益的纠葛酝酿着难以预料的暴风骤雨，降临在屈原头上。
仔细检阅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楚王族三姓（屈、昭、景）中，屈氏势力最大，地位最为显赫。楚怀王时，军界有屈匄、屈景，政界有屈盖，加之屈原又任左徒，一旦屈氏有所不忠，楚怀王的境遇亦危矣。上官大夫之流深知楚怀王心理，诬蔑屈原自矜其功，直接点出屈原可能带来的危险。在这个思路下，楚怀王疏远屈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赴阙论争
屈原被疏远不久，支持他联齐抗秦且颇有作为的令尹昭阳也随之下台，由亲秦派的景鲤接任。楚国的政局大逆转，紧紧窥视楚国内政变化的强秦开始把手伸过来了。
公元前313年，秦惠王遣张仪诈骗楚怀王，只要断绝与齐之盟交，即愿归还楚之“商於之地六百里”。楚怀王大喜，即遣勇士北上辱骂齐王于廷，逼使齐国断绝了与楚国的联盟。而当楚使至秦索取偿地时，张仪却改口说：“当初只说归还楚地六里，哪来的六百里？”楚怀王气急败坏，贸然发兵进攻秦国，秦国立即迎头痛击，楚军大败，随后调集全国兵力孤注一掷，结果又是溃败。更有甚者，得悉楚军倾巢出动对付秦国，韩魏两国趁火打劫；齐国因楚国单方面绝交而怀恨在心，不肯派兵援救。楚军东西受敌，兵力捉襟见肘，只好鸣锣收兵。
连遭惨败，楚怀王这才有所悔悟，忙请屈原出山再使齐国，重修旧好。屈原此次使齐处境极为困难。但他凭借自己的外交才华和一腔热忱打动了齐王，恢复了邦交。
听说屈原使齐，秦国便知大事不妙，立即派人使楚，表示愿把汉中之地分出一半还楚言和。楚怀王极恨张仪，对秦国使者说不要汉中，只要你们把张仪送来解我心头之恨。张仪大摇大摆来到楚国，宣扬杀掉张仪，就会得罪强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这样，经过张仪一系列的操作，竟使楚怀王同意与秦和好，并娶秦女为妇。
屈原使齐回国，知道自己的心血又白费了。结成姻亲之邦，并没有阻挡秦国对楚国的步步进逼。公元前299年，在连续三年军事进攻楚国以后，秦昭王忽然一反常态，致书楚怀王建议“和解”，并约请楚怀王到秦之边境武关“好会”。这是一次凶险之会，然而楚怀王身边的大臣，慑于秦之淫威，纷纷劝说楚怀王赴会。
消息传到屈原耳中，顿时将他惊呆了，他毅然赴阙强谏，与子兰等人发生了激烈冲突。《史记》对此作了如下记叙：“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‘秦虎狼之国，不可信。不如毋行。’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：‘奈何绝秦欢？’怀王卒行……”屈原强谏，终于使他被流放汉北。
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屈原所料。楚怀王率扈从刚入武关，就被秦国伏兵包围擒拿，押往咸阳。秦昭王逼令楚怀王签署盟约，将楚之巫郡、黔中割让秦囯。楚怀王拒不签约，被软禁于咸阳。公元前279年，楚怀王乘隙从咸阳逃出，取道赵国以求归楚。赵惧秦强，不敢接纳。楚怀王转道奔魏，却被秦师追及，死于西河，第二年才归还灵柩。这噩耗震撼了放逐汉北的屈原。他的神思也一度出现了某种迷乱状态：“望北山而流涕兮，临流水而太息，望孟夏之短夜兮，何晦明之若岁！惟郢路之辽远兮，魂一夕而九逝……”他所吟诵的，还是流放汉北不久所作的《抽思》。那是在他“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”的痛苦夜晚，一次次在汉北“狂顾南行”中，吟成的惨淡诗行。而今在痛苦迷乱中吟来，更觉字字含悲，句句蕴泪！
行吟泽畔
楚襄王即位后，按说屈原谏武关之会而遭放逐的冤屈，也应得到昭雪了。但谗言再度加之于身，楚襄王勃然大怒，下令不准屈原再涉江夏一步。屈原被迫离开楚国的政治中心郢都。他的政治理想遭到了覆灭，流浪于汉水、湘水和沅水一带。在流浪生涯中，他仍十分关注楚国的命运，写下了《离骚》《天问》和《九歌》等光照千秋的诗篇。
屈原死心塌地地忠于与之有着宗法联系的楚，永远无法解脱，他对自己遭受放逐始终百思不得其解。
带着许多疑惑，屈原反反复复地叩问——遂古之初，谁传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冥昭瞢暗，谁能极之？冯翼惟象，何以识之……
这就是《天问》。屈原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“为什么”和“什么”，其深度、广度，正如鲁迅所言：“怀疑自遂古之初，直至百物之琐末，放言无惮，为前人所不敢言。”他对宇宙万物的造成、运行和因果进行了广泛的拷问，但这除了有助于抒发内心的苦闷之外，对自己的疑问是无所帮助的。
于是，屈原去向卜官请教，去和渔夫对话。屈原对渔夫说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渔夫莞尔一笑，表示圣明之人不会执着于身外之物，而是随机应变。既然世道污浊了，你为什么不跟着搅浑水呢？既然世人迷醉了，为什么不跟着喝美酒呢？屈原说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；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。”
屈原的纵身一跃，从此让中国的每一条江河，在农历五月初五沸腾了。隐藏在节日与习俗背后的那个人物，看似邈远，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聆听那古老诗歌中的追问，那清洁的精神依然让我们动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