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11月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，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（1934年2月改称工农检察委员会）。很快，一场以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的惩腐肃贪运动在中央苏区展开了。运动主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、55岁的何叔衡。当时，他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、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、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。
虽然身兼多职、任务繁重，但何叔衡仍坚持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。他认为：“政权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被监督。不等群众上访，就先下访。”他召集工作人员开会，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。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，经常带上干粮、下乡调查、走访群众，了解群众的想法。
在下访中，何叔衡身上随时背着三件物品——布袋子、手电筒和记事簿，号称“三件宝”。手电筒主要用来走夜路。布袋子是他自己设计、请人特制的，袋子中分成几个小袋子，叫“袋中袋”，每个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场。记事簿上几乎无所不记，他说人老了，脑子不管用，记在本子上忘不了。
每次外出考察或查案，这“三件宝”就伴随他起早摸黑、走村串户。白天他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，晚上他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，没几天工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。回到瑞金，他的布袋子必定装得满满的，里面要么是各种证据，要么是各项工作材料。东西虽多，却条理清楚、杂而不乱。
在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对材料进行汇总整理中，他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、区政府，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，有的甚至吞没公款，多吃多占，贪污腐化。何叔衡认为，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，将直接威胁到苏维埃政权。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、项英等同志作了汇报，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。
1932年2月1日，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议。会上，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，并提议：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对上级命令、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行为和一些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。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。接着，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。命令指出:“这些工作的检察，刻不容缓，各级必须坚决执行。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，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。”
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以后，何叔衡又带着他的“三件宝”，率领人马深入到各地基层，进行检察、督促、落实。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，何叔衡尽力争取教育，他将毛泽东穿过的一双打满补丁的线袜带在身边，用以教育干部，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；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，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；对贪污犯罪分子，则予以严厉打击。
就是在这样的调查、检察中，何叔衡发现了当时党内一大腐败分子——谢步升。谢步升当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。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，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，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。为了谋财，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。
中央工农检察部对谢步升进行了突审和搜查，他的犯罪事实被一一印证。1932年5月5日，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案进行了公审判决。5月9日，谢步升被执行枪决，打响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。
在中央苏区惩腐肃贪运动期间，何叔衡背着他的“三件宝”厉行反腐，取得了卓越成效，沉重地打击了贪污腐败分子，被广大群众誉为“苏区包公”“何青天”。毛泽东高度赞扬：“叔翁办事，可当大局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