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扬州市纪委监委联合扬州博物馆推出了“清风徐来——扬州市廉洁主题文物展”。扬州博物馆首次以廉为题，让收藏于馆内的相关文物汇聚一堂，与公众见面，希望能以物说廉、以人明志、以史为鉴。我们选取了展览中部分文物，透过它们追溯背后的人物和故事。
由阮元的家书说开去
《阮元家书横轴》是阮元写给他大媳的，家书中写道，他虽因公事忘家，难以一一过目家中账目，但希望她能理清账目，否则来年将在大房月费内扣，方对得住他人。
阮元，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扬州仪征人，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进士，曾任鲁浙学政，两充会试，办案督漕，九省封疆，以体仁阁大学士致仕，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晋加太傅，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逝世，享年八十六岁，谥文达。
阮元一生经世致用，为官廉正，受到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位皇帝好评，治学严谨，成果丰硕，《清史稿》中记载，他被海内学者誉为泰山北斗，有“一代名儒、三朝阁老、九省疆臣”之美誉。
●终身茶隐
阮元每年生日，不邀请、不办酒、不见客，独自去郊外僻静处，煮泉读碑，绝不借机聚敛财富、收买人心，这在古代官场凤毛麟角，也被谓之“茶隐”。阮元在《揅经室集》中，就记载了几次茶隐时自省、反思、作诗的过程。
说起茶隐的渊源，背后还有一段故事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正月，阮元刚三十岁，任詹事府詹事（正三品）。在一次皇帝举办的茶宴中，阮元获御赐一幅杜琼的《溪山瑞雪图》，并有乾隆题诗一首：“雪景溪山写杜琼，玉为世界不孤名。老翁驴背循溪路，输与凭窗望者情”，而那天恰逢阮元生日。阮元领悟皇帝的苦心，从此不做生日，只过茶隐。阮元四十岁生日时在杭州山野、五十岁时在运河漕船、六十岁时在广东竹林、七十岁时在贵州溪雪舟中茶隐，直到退休乃至去世，终身茶隐，未有改变。
●无力置园
阮元于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七十五岁时致仕，退休时是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，八年之后晋加太傅衔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三月上旬，退休后的阮元拜访寓居扬州容园的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梁章钜，梁章钜刚住扬州不久，还未拜访过阮元，不知道这位体仁阁大学士、太子太保家中情况，就好奇地问道，不知相国“府中之园如何”？阮元笑曰：“我本无买园之力，即有资，亦断不买园。扬州仕宦人家，无不有园者，郡人即以其姓名之，如张姓则呼为张园，李姓则呼为李园，若我有园，则亦必被呼为阮园，是诚不可以已乎！”于是一笑而去。
阮元为官清正，以“相国”退休后，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刊刻文化典籍、资助贫困学生、赈灾救济难民、举办救生公益等，无力置办私家园林，其清其廉可见一斑。
●严管家人
阮元对家人要求很严，不许他们仗势欺人、骚扰地方官员。退休回到家后，阮元了解到家人蒋二在外行为不端，令儿子阮福将蒋二逐出，但为防止蒋二“借本宅之名在外招摇”，特写信给蒋二原籍甘泉县的县令，请县令将蒋二“缉拿到堂，笞责二十大板”，并要求蒋二永远不许再入阮家家门，使扬州亲友和仆役皆知晓此事，以断蒋二非分之想。此外，我们在本文开头介绍的《阮元家书横轴》，亦能体现阮元对家人的严格要求。
在阮元的教育下，儿孙和仆役丝毫不敢以权谋私、横行乡里。阮元从退休到去世，在扬州住了十一年，除与学者诗书交往，抚弱爱民，也从不惊动官府。阮府的好名声有口皆碑，咸丰初年，太平天国军三占扬州，“相戒毋犯太傅故宅”，别的大户人家，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。
由史可法小像说开去
《史可法国书及小像卷》，乃清朝人缅怀史可法崇高品格和英雄气节所制作的。此卷起首是清末书法家陶濬宣所书“历劫不磨”四个大字，接下来是史可法小像，最主要的部分是史可法复多尔衮的国书，多尔衮曾致函史可法，意图诱降，史可法在回信中表示“法处今日，致命遂志，克尽臣节，所以报也”。此卷最后是清代名人有感于史可法事迹的题词。
史可法，字宪之，河南开封人，崇祯末年任南京兵部尚书。世人提起史可法，常以其力矢孤忠、终蹈一死为著。其实，史公之做人为官亦堪当楷模，在史料记载和史可法所作诗词、对联及给家人的书信中多有表述，归纳起来主要有“爱民、励志、勤廉、报国”四个方面。
●爱民
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三月，农民军围困安庆，兵痞横行，百姓苦之，三十六岁的史可法奉命赶往六安，农民军退，然而六安城内饥荒和瘟疫流行，百姓死亡枕藉。史可法筹集万斗米粮，救济灾荒，受到民众爱戴。守城期间，六安城墙倾塌，史可法捐出自己的俸禄用于修葺，节省下资金不下二千金。不用公款，不费民财，而史可法自己却终年布衣蔬食。
当史可法看到六安学事废弛，他开“礼贤馆，广咨问，以拔才能”。当史可法看到官吏借“签点法”无偿征收百姓马匹，致“中人之产立尽”时，他立即改革，弊遂永除。史载史可法“事无巨细，咸属亲裁，目视、耳听、口答、手批，靡不赡举，而始终无倦，致百废俱兴”，当他离开六安时，当地人感激不已，为他立了祠堂。
●励志
史可法自小家中贫寒，但从小勤奋好学、立志报国。求学生涯中，恩师左光斗影响了他此后十七载的为官岁月。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冬天，十九岁的史可法赶考时寄宿古庙，结识了为避风寒的左光斗（时任京畿视学大臣）。左光斗见史可法文笔不凡、衣衫单薄，十分怜爱。在后来试卷审阅时，史可法的确才华出众，遂当面签署直隶八府第一名。后将他带入家中收为弟子，还对妻子说：“吾诸儿碌碌，他日继吾志事，惟此生耳。”史可法受老师知遇之恩，愈加发愤苦读，立志报国。
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，左光斗受魏忠贤诬陷入狱，旁人避之不及时，史可法来到狱中探望恩师，他抱起左光斗筋骨尽脱的左膝痛哭，左光斗听出是史可法后，怒斥：“庸奴！国家之事糜烂至此，汝复轻身而昧大义，天下事谁可支柱者？”左光斗的临死不屈、坚不可摧的意志深深影响了史可法，二十年后，史可法也以死守孤城而成为了另一个左光斗。
●勤廉
史可法为官廉洁，在《史可法别传》中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：朝廷素来听闻史可法清廉，但并不相信，于是派宫里的太监前往史可法府上，太监翻箱倒柜一番后，回去报告皇帝，只发现了两只银杯，三十二轴奠章而已，皇帝听后非常感动。
史可法虽职高位显，但在家书中却多次提到家中的困境。八弟新婚，史公给八弟的信中却写道：“买房一事，当即停止。此时贫甚，那得数百金也”；家中用度较大，史公给夫人的信中说：“夫人可将簪珥衣服，或当或卖，暂供日用”；当亲友有事时，史公却要求夫人：“五婶母事该相助，但此时手中空乏，不能雇人，今寄去银十五两备用”。家书中，史公多次提及的一句话就是：“让得人，受得苦，才是享福之人”。封封家书，字字珠玑，令人感伤，更令人感佩。
●报国
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，明朝内忧外患，朝廷遴选人才阻击农民军南下，朝野无人敢任，史可法慷慨陈词：国家养士，就是为保家卫国，随即自请前往驻守池州、太平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明廷被迫南下，四十三岁的史可法独支残局，在被马士英暗夺兵权后，仍以大局为重自请往扬州督师。
清军南下时，一路鲜有抵抗，明朝守将多望风而降。多尔衮致信史可法，用高官厚禄诱降，用兵行在即、可东可西相要挟，史可法回信不卑不亢、语多不屈。攻打扬州前，史可法连夜赶往扬州，城内百姓四散逃走，史可法召集各镇将领却无一来救。兵临城下时，清军十万，守军一万多人，城内还有将领出逃。多铎派人劝降，史可法亦道我为朝廷首辅，岂肯反面事人拒之。
史可法虽一介书生，但逆境中不为高官厚禄所动，在自知人心已去时独支残局，危难关头不避艰难、宁死不屈。史可法死后，葬于扬州梅花岭，多铎因赏其气节，为其立史公祠。他的一生就这样和扬州永远联系在了一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