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南京玄武湖的梁洲上，有一处古朴幽静的小院。倘若游客不加注意，总是容易错过这个独具历史价值的小院。这里是明代黄册库遗址纪念馆。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，开创大明王朝。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明朝开始编制登记有户籍、赋役等重要信息的黄册。朱元璋亲自选定玄武湖（时称后湖）作为存放黄册的库址，并在湖心岛上建造黄册库。历经两百多年的积累，玄武湖先后建造了近千间库房，收藏170余万册黄册。黄册库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国家赋役档案库，见证了一段明朝人口普查及其对普查数据的保管利用的历史。
编制黄册
明朝开国之初，经过十多年战乱，天下凋敝、百姓流离，当时豪强地主隐瞒土地和人丁、田赋徭役不均等问题严重。面对土地荒芜、人口锐减的荒凉景象，如何实现“田野辟，户口增”，是明王朝最迫切的急务。为了加强全国人口和田地管理，恢复社会秩序，巩固政权基础，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朝廷颁布一道谕旨：“民者国之本也。今天下已定，而民数未核实。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，每户给以户帖。”随即展开了一次全国性的“人口普查”，“户部制户籍、户帖，各书其户之乡贯、丁口、名岁，合籍与帖，以字号编为勘合，识以部印。籍藏于部，帖给之民。仍令有司岁计其户口之登耗，类为籍册以进”。户部负责统计天下户口，给每户发放户帖。户帖上需要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应当差人数以及房屋、田地、牲畜数目等等。百姓须如实填报，并由地方官来核实其丁口、田宅及资产等变动情况。
实行户帖制度，对于掌握人口和土地、抑制豪强势力、安抚百姓等具有积极意义，但因为“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”，内容相对简单，同时它所登记的事项是静态的，不能完整反映出人丁和事产的动态变化，因此朝廷需要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管理机制。
在实施户帖制度十多年以后，为进一步加强户口与赋役管理，维持国家长治久安，洪武十四年，朱元璋下诏编制赋役黄册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诏天下编赋役黄册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，余百户为十甲，甲凡十人。岁役里长一人，甲首一人，董一里一甲之事。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，凡十年一周，曰排年。”也就是说，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，推举其中丁口、田粮最多的十户户长，在十年中轮流担任里长；其余的一百户分成十甲，每甲十户，这十户户长在十年中轮流任甲首。里长与甲首分别执行这一年中该里、该甲的差役，他们轮流的次序，根据丁粮多寡排定先后。
相较于户帖调查，这是更加详细的人口普查。黄册格式由户部攒造，并由地方政府依式翻刻，并发至里甲，由甲首发给各户依项如实填写；民户如实填好《清册供单》，将册本交给甲首，甲首再报给里长。史载“里编为册，册首总为一图”，即把每里（一百一十户）编制为一册，然后，再逐级上报至户部。“上户部者册面黄纸，故谓之黄册”，也就是说，送呈户部的人口赋役册表面用的是黄纸，所以叫“黄册”。
黄册中，首列户主姓名、贯址、户籍、应役年份与职役，其次以旧管（原有人口及田宅等）、开除（已故人口与减损田宅等）、新收（新增人口及田宅等）、实在（现在实有人口及田宅等）之“四柱式”，登载丁口及其生老病死、事产及其增减推收、赋税记录、赋役年份等各项内容，以此动态反映人口增减和财产变化。
黄册一式四份，“一上户部，其三则布政司、府、县各存一焉”。随着时间变化，各户人丁及财产情况都会发生变化，所以每隔十年，黄册就要重新登记填写一次。明代编制黄册的年份称为“大造之年”。在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普查后，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，当时全国普查的户口数据为10654362户，59873305人。
后湖禁地
黄册作为记录明代人口、赋税的国家档案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必须确保绝对安全。在黄册库的选址上，朝廷颇费了一番心思，最终选定“周遭四十里，中突数洲，断岸千尺”的后湖作为存放地，并下令“各处布政司及直隶府、州、县并各土官衙门所造黄册，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”。
后湖就是现在的南京玄武湖，古名桑泊，历史上还曾被称为秣陵湖、蒋陵湖、昆明湖、饮马塘、练湖等。南朝时，出于帝王都城“四神布局”（即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）的需要，又由于刘宋元嘉年间湖中两次出现“黑龙”，改名为玄武湖。玄武湖中有五座小岛，分别叫旧洲、新洲、中洲、东洲、西洲（现称梁洲、樱洲、环洲、翠洲、菱洲）。五洲四面环水，必须划船才能到达。
后湖就在皇城脚下，而湖心岛与外界相对隔绝，且四周有水，可以避免火灾，所以把黄册库建在这里，既便于看护保管，利于防火防盗，同时也方便政府查阅利用，“诚天造而地设也”。在库房设计上，朝廷采纳多方建议，将黄册库建成东西朝向，每间库房前后都有窗户，早晚都能晒到太阳，目的是为了保持空气干燥，解决湖中湿气大的问题，防止黄册霉烂。
有明一代，后湖是皇家禁地，防卫极其森严。“瀛洲咫尺与云齐，岛屿凌空望欲迷。为贮版图人罕到，只余楼阁夕阳低。”这是时人对戒备森严的后湖黄册库的描写。自从后湖设库，明朝圈占湖滨土地，设立界墙、界石，界内地区一律不许百姓进入，“以断人畜往来，樵牧窥视册库”。
沿湖军民“不许偷引水利”，不许耕种湖边土地。湖内生产的鱼、蟹、菱、茨、薪、草之类，也不准百姓打捞采摘。每年只允许附近居民在冬季指定的日子入湖打鱼两次，每次各限五天。入湖的船只数量有严格限制，事先必须经过湖官批准，当时“湖曰禁湖，地曰禁地，例必曰禁例，而船必曰禁船”。为了防止火灾，黄册库内不准点火，晚上不准掌灯；在建有册库的岛上，不得生火做饭。
在湖内外，朝廷都安排专门的官吏和军队等来负责巡守防卫。湖内，由“南京户部十三司轮流拨吏四名，在湖巡风”；湖外，“沿墙或五十步或七十步盖立铺舍，责令各地方、军伍、火甲人等编成班次，昼夜巡逻，严于防守”；再往外一层，则由南京东、北二城兵马指挥司派官吏及军士等沿湖巡察。“巡湖有役，过湖有舟，操舟有人，系舟有锁，其匙掌于大内。钦定一、六期过湖，非其期不敢渡，非湖官、湖役、工匠不敢渡，防范盖甚严矣。”除了湖官、湖役、查册监生以及因公来湖调阅黄册的人员，其他人员一概不准擅自入湖。
尽管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，但黄册库照旧设在南京后湖。册库初建在旧洲岛上，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有册库34间，册架135座，黄册53393册。后来，随着每十年大造一次，黄册库势必要扩容，明朝廷又在中洲、新洲等岛上扩建册库。到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后湖有册库667间，册架2660座，黄册1531458册。直至明亡前夕，后湖共收贮黄册达179万余册，可谓“文册浩穰，漫若烟海”。
经纬交织
后湖黄册库除了收贮黄册，还收贮鱼鳞图册。明朝用赋役黄册来管理户口与赋役，用鱼鳞图册审察核实并管理田亩。明初，“版籍多亡，田赋无准”，“两浙富民畏避徭役，大率以田产寄他户，谓之铁脚诡寄”。于是，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朝廷命国子监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，全面清丈土地，查实田亩。在此基础上，明朝按照地权所有将每一块土地的方圆四至、形状、土质、等级等详细记载下来，绘制成图，编类成册。因所绘制的田亩形状犹如鱼鳞，所以称之为“鱼鳞图册”。鱼鳞图册就是明代全国土地的总登记簿。
黄册以户为主，于是“赋役之法定焉”，“税不可逋”；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，于是“土田之讼质焉”，“业不可隐”，两种册籍互相印证，互为补充，正可谓“鱼鳞册为经，黄册为纬”。明代田赋制度就建立在黄册和鱼鳞图册两个基石上，一方面能杜绝奸弊，大大减少了豪强富民隐漏人丁田产、逃避徭役税粮等现象，另一方面增加了朝廷赋税收入，巩固了国家的经济基础。
同时，在比较彻底的人口调查和土地丈量基础上，明朝根据各户人家的产业厚薄和人丁多少，划分出上、中、下三个赋役等级来，依此有差别地向人户征取赋税和编派徭役。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，朝廷下令，全国各府、州、县衙门要以“民户上、中、下三等为赋役册，贮于厅事，凡遇徭役，发册验其轻重而税之，以革吏弊”。凭借人口和土地的“大数据”，有区别地计征徭税，加上实施“养民”“宽赋”政策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元末以来存在的严重的赋役混乱、负担不均问题，相对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，对于明初洪武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四朝出现的“百姓充实，府藏衍溢”的繁荣景象，具有促进作用。
明朝中叶以后，黄册和鱼鳞册逐渐与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脱节，加之保管不善、官员舞弊，图册散佚损坏日益增多，后湖藏册已经和全国的实际人口田亩不相符合，也已无力承担管理户口与田地的职责。随着明朝灭亡，在短短几十年间，后湖百万本黄册遭受严重损毁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，桐城诗人方文曾在南京街头目睹黄册被当作废纸变卖，并在《负版行》中以沉痛的笔调写道：“数年不到三山街，今春偶到多感怀。不知是何大书册，路旁堆积如芦柴。行人纷纷来买此，不论何书只秤纸。官价每斤钱七十，多买少买随人耳。借问此是何版图？答云出自玄武湖。天下户口田亩籍，十年一造贡皇都。玄武湖心绝炊爨，永无火患及鼠患。洪武至今三百年，收藏不知几千万。一从世变陵谷新，此图废阁空埃尘。”
今天的人口普查工作，在目的、技术上都与古代的人口普查有很大的不同，今天的人口普查工作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，每一位公民都将从高质量发展中受益。
沧海桑田，斗转星移，昔日收贮明朝人口土地籍册的玄武湖，早已褪去了皇家禁地的神秘面纱，成为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公园。“千顷湖光涵塔影，十分山色拥亭台”，如诗如画的山水城林尽收眼底。人文厚重，绿树成荫，微风习习，四时皆景，让人流连忘返、心旷神怡，也使人感受到新时代的安宁与美好。
